
东1)公元317年东晋王朝初建之时,琅琊王氏家族可谓权倾朝野。大将军王敦掌控着全国军事力量,其堂弟王导则执掌朝政大权,兄弟二人一武一文,几乎垄断了朝廷的核心权力。当时民间甚至流传着\"王与马国融资管,共天下\"的说法,足见王氏家族权势之盛。
(p2)然而王敦与沉稳内敛的王导截然不同,他性格刚烈,野心勃勃,常常流露出对皇权的不屑。晋元帝司马睿虽表面倚重王氏,内心却对这个手握重兵的将军充满戒心。每当看到王敦在朝堂上颐指气使的样子,司马睿都会不自觉地握紧龙椅扶手,暗自盘算着如何削弱王氏的势力。他暗中联络庾氏、桓氏等世家大族,试图在朝中形成制衡王氏的力量。
(p3)王敦敏锐地察觉到了皇帝的意图。永昌元年(322年),这位桀骜不驯的将军终于按捺不住,在武昌举兵造反。他率领精锐部队势如破竹,很快就攻陷了都城建康。令人意外的是,取得决定性胜利后国融资管,王敦并没有废黜司马氏自立为帝,而是选择继续让司马绍继承大统,自己则在幕后掌控朝政。这个决定看似出人意料,实则暴露了王敦政治智慧的局限——他既想掌握实权,又缺乏改朝换代的魄力。
展开剩余64%(p4)从儒家正统观念来看,王敦的结局可谓凄惨。太宁二年(324年),他在军中病逝后,其势力迅速被朝廷剿灭。更令人唏嘘的是,他的遗体被掘出坟墓,首级被悬挂在朱雀桥上示众。这种\"死无全尸\"的下场,在儒家伦理中是最为严厉的惩罚。然而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在后世评价中,王敦的形象却与儒家标准大相径庭。
(p5)永和三年(347年),当桓温灭成汉凯旋时,满朝文武都在称赞这位大将军的功绩。但令人惊讶的是,在时人眼中,即便是战功赫赫的桓温,也比不上当年的王敦。这种看似矛盾的评价,折射出魏晋时期独特的价值取向——这是一个不再单纯以成败论英雄的时代。
(p6)与两汉时期注重事功的传统不同,魏晋时期的价值评判发生了深刻转变。以祖逵、刘琨为例,他们虽未建立显赫功业,却因独特的人格魅力青史留名。这种转变源于动荡时局——在礼崩乐坏的时代,人们更欣赏敢于打破常规的勇气,而非循规蹈矩的德行。
(p7)在这个道德标准相对模糊的时代,王敦的叛逆反而成了令人钦佩的特质。他敢于挑战皇权的举动,恰恰满足了乱世中人们对强者的想象。当儒家伦理失去约束力时,敢作敢为的枭雄自然成为众人仰慕的对象。这正是王敦能够超越儒家评价,成为时代偶像的深层原因。在权力更迭如走马灯的东晋,每个野心家都渴望成为王敦那样的风云人物,这种集体心理最终重塑了历史对他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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