拾贝赢 1933年希特勒在德国上台：法国有什么反应_纳粹_巴本_The

1933年1月30日希特勒出任德国总理，是30 年代欧洲国际关系史上具有标志性的事件之一。这一事件在当时的法国引起了很大的反响。作为德国近邻，同时又是德国的夙敌的法国，其最初的反应不仅会直接左右两国关系的前景，而且在一定程度上还会影响到未来欧洲国际关系的走向。本文拟分析法国政府在希特勒上台之初的反应及其成因拾贝赢，借以分析德国纳粹化时期法国外交的基本脉络及其特点。

一

1933年1月30日，希特勒就任魏玛共和国总理，标志着德国纳粹化进程的开始。尽管从政府成员构成来看，希特勒领衔的内阁最初只是纳粹党和中央党组成的联合政府，而且纳粹党在政府内并不占优势：11名部长中有5名是前巴本内阁的成员，而纳粹党（除希特勒外）只拥有2个部长职位（注：五位前巴本内阁成员是副总理兼普鲁士专员巴本、司法部长居特纳、外交部长冯·牛赖特、财政部长施成林·冯·克罗西克伯爵、邮电交通部长埃尔茨·吕本赫男爵；另两位纳粹党员为内政部长弗里克和不管部部长兼普鲁士代理内政部长戈林。），因而严格地讲，希特勒的上台远非真正意义上的纳粹政权的建立。但是由于德国纳粹党极端仇视它的近邻法国，所以对于法国人来说，德国国内政治形势的变化无疑是一个危险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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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希特勒眼中，法国是“德国人民不可调和的死敌”（注：斯科特：《反希特勒联盟》（ Scott，　Allianceagainst Hitler），杜克大学出版社1962年版，第78页。），是实现其扩张计划的首要障碍。他在《我的奋斗》一书中明确指出：“彻底消灭法国是保证德国人民最大限度地扩张的惟一途径。”（注：杰克逊：《法国情报部门与希特勒上台》（Jackson，French Intelligence　 and Hitler's Rise　to Power），载《历史杂志》（ The　Historical Journal）1998年第3期。）但是希特勒深知德国当时的军事实力远不如法国，因此，他在上任之初就把加紧扩充德国的军备作为政府的首要任务之一。2月1日，即他上任第三天，希特勒便召集德国国防军高级将领开会，阐述其有关大规模重整军备的计划。同时，希特勒还强调在德国重整军备的过程中存在与法国作战的可能性，要求军方作好准备。

他在讲话结束时指出：“重建军队的时期将是最危险的时期，它将表明法国是否存在真正的政治家，如果有，法国将不会给我们时间，而且会进攻我们。”（注：诺克司等编：《纳粹主义文件1919—1945》（Noakes，Documents on Nazism 1919—1945），伦敦1974年版，第509页。）此外，为了将引起法国干预的可能性降低到最小，希特勒还多次谈到在重整军备期间德国政府应该利用外交手段来麻痹法国人，他说：“当我们等待它（指重整军备）实现的时候，让我们安抚法国人，用友好的言辞、用谈判的条件、用裁军的建议来取悦他们。”（注：保罗·雷诺：《在酣战中1930 — 1945》（Paul Reynaud，In the　Thick　of　the　Fight 1930—1945），纽约1955年版，第28页。）

毫无疑问，希特勒的上台对于一战后极为关注自身安全的法国人来说的确意味着新的、严重的威胁的出现，尽管这种威胁在当时还仅仅是一种潜在的威胁。

二

德国国内政局的变化从一开始就引起了法国人的严重关注与不安。1月30日，希特勒就任德国总理的当天，法国驻德大使弗朗索瓦·庞塞在发往国内的报告中就指出：“对德国和欧洲来说，希特勒－巴本－胡森伯格内阁的建立不仅仅是一次冒险的尝试……无论如何，希特勒获任德国总理的事件是值得忧虑的。”（注：《法国外交文件1932—1939》（Documents Diplomatique Francais1932—1939），第1辑，第 2卷，巴黎1966年版，第543页。）

1月31日，法国《劳动报》头版开篇提问：“（德国）新政权会实行一种暴力与毁灭的政策吗？”（注：迈克尔：《激进党人与纳粹德国》（Michael，The Radicals and Nazi Germany），华盛顿1982年版，第14页。）同日，《费加罗报》刊文指出：“从国际上看，希特勒上台是一个严重的危险，这是一颗能够引起火药桶爆炸的火星。”（注：维戈兹基等编：《外交史》，第3卷，下卷，三联书店1982年版，第799页。）2月12日，法国激进党领导人爱德华·赫里欧在《小普鲁旺斯报》上提醒公众：德国“对暴力的崇拜和对法律的蔑视将助长对外战争的发生”（注：迈克尔：《激进党人与纳粹德国》，第14页。）。一时间，“狼来了”的呼声不绝于耳，舆论普遍要求政府尽快采取有力的应对措施。

在呼吁政府重视德国纳粹化可能带来的危险方面，法国军方的努力尤为引人注意。事实上，法国军方对德国纳粹势力的发展一直心存疑惧。早在1931年4月2日，法国军方情报部门就曾在一份题为《德国对于法国的态度》的报告中预言过德国纳粹势力掌权后将会带来的不良后果：“如果目前的民主体系失败，它将肯定会被民族主义者的极权主义政权所取代，后者将背弃德国在国际大家庭中的义务，并开始尽快地重新武装。　”（注：杰克逊：《法国情报部门与希特勒上台》（　 Jackson，French Intelligence and Hitler's Rise to Power），载《历史杂志》（The Historical Journal）1998年第3期。）法国驻德武官勒农多说得更加明确：“如果希特勒成为总理，德国将会被变成一个巨大的兵营。 ”（注：杰克逊：《法国情报部门与希特勒上台》））

1932年5月4 日，法国情报部门又向国防部、外交部提出了警告，称：“希特勒分子的外交政策概念的基本核心是对法国的极端仇视，后者被视为德国世代相传的死敌。 ”（注：杰克逊：《法国情报部门与希特勒上台》（　Jackson，French Intelligence and Hitler's Rise to Power），载《历史杂志》（The Historical Journal）1998年第3期。）希特勒上台后，法国军方情报部门对德国政府的扩军政策做了相当准确的预报。

3月7日，法国驻德武官勒农多向国内报告说：“目前控制着第三帝国的命运的政府毫不掩饰它夺权的首要任务是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建立起一支最强大的军事力量。”（注：杰克逊：《法国情报部门与希特勒上台》。）

4月6日，法国军事情报部门更深刻地指出：希特勒执政初期的对外政策将是“暂时不惜一切代价避免任何外部冒险”，因为“德国需要时间重建其军事力量”（注：杰克逊：《法国情报部门与希特勒上台》。）。为此，3月16日，法军总司令魏刚向法国总理达拉第致信要求政府关注德国政局变化对法国存在的潜在威胁，反对德国有关军备平等的要求，要求政府采取措施确保法国在人力物力方面的对德优势（注：杰克逊：《法国情报部门与希特勒上台》。）。

值得指出的是，1933年初的法国在军事实力方面拥有绝对的对德优势。当时驻扎在法国本土的常备军有20个步兵师和5 个轻型摩托化师，人数总计约34万人，再加上机动部队和城防部队以及宪兵，人数更是高达 45 万人（注：罗伯特·扬：《统帅法国：法国外交政策与军事计划1933—1940》（Robert　Young, In　Command　of　France:　 FrenchForeign Policy and Military Planning1933—1940），剑桥1978年版，第36—37页。）。这个数字是凡尔赛条约允许德国拥有兵力的4 倍。因此，法国当时是完全有能力对德采取先发制人的军事打击的，而且事实上，当时法国的最高军事领导人也曾不止一次谈到过应该对德国发动预防性的战争，身为法军总司令、最高军事委员会副主席以及陆军总监等要职的魏刚将军就曾对比利时大使力陈采取军事行动的迫切性：“为什么不发动预防性战争呢？今天法国还有军事优势拾贝赢，要不了多久，她就没有了！”（注：罗伯特·扬：《统帅法国：法国外交政策与军事计划1933—1940》，剑桥1978年版，第51页。）

但是，发动预防性战争毕竟只是少数人的想法，与之相比更为可行的的主张则是要求进一步加强法国在军事方面的对德优势。当时法国舆论普遍认为，在德国的危险日益增强的情况下，法国必须加强自己的国防力量，至少也要保住现有的对德军事优势。英国驻法大使蒂勒尔曾向国内报告了法国舆论的反应，他一针见血地写道：“希特勒主义的即时效果就是使法国愈发地不愿削减他们在军备方面一直拥有的对德优势。在法国舆论看来……当希特勒这样的人在台上……的时候，将（法国军备）削减到德国的水平或允许德国将其军备提高到法国自己的水平简直就是发疯。”（注：《英国外交政策文件》（Documents　on　BritishForeign Policy1919—1939），第2辑，第5卷，伦敦1956 年版，　第268—269页。）

然而，与国内舆论界迅速而热烈的反应相比，法国政府的反应是迟缓而温和的。事实上，在1933年1月31日，即希特勒上台次日由激进社会党人达拉第领衔组阁的法国新政府，对于德国形势的变化并不像法国舆论界那样惊慌不安。2月14日，法国总理兼陆军部长达拉第在第15 次国防多部门委员会会议上表态说：“我清楚地知道希特勒目前在德国总理府，但是，给我解释解释，希特勒的外交政策的原则在哪些方面与施莱歇尔或布吕宁的外交政策的基础不同？在我看来，情势并未改变。”（注：杰克逊：《法国情报部门与希特勒上台》。）

3月14日，达拉第又在他执政后对公众发表的第一次广播讲话中竭力安抚法国舆论，他向公众表白说：“请放心，我们正在高度警惕国际政治的进展，法国不知道仇恨，也不知道害怕……如果我没有认识到道德力量的伟大以及物质力量的威力那将是对你们的侮辱，后者将允许法国万无一失地观察动荡世界的事态变化。”（注：斯科特：《反希特勒联盟》，第103页。）此后，达拉第又先后在5月15日和12月18 日召开的最高军事委员会会议上一再否认希特勒上台加重了德国的危险。

与此同时，法国政府还在对外政策上避免作出过激的反应，用达拉第的话说就是采取了一种“冷静和理智的政策”（《英国外交事务文件：外交部绝密报告与文件》（第2部，F辑，第20卷，美国大学出版公司1993年版，第348页。）。

这首先表现在达拉第政府不但否决了军方要求加强法国军备的建议，相反还于2月23 日通过了进一步削减军事预算的财政法案，削减军费10亿法郎。其次，法国政府没有改变其前任政府参加国际裁军大会的政策，仍然同意讨论德国军备平等的问题。3月10日，法国外长保罗－邦库尔一语道破了法国在安全问题上的立场：“法国必须通过国际协定来寻求安全，而不是通过重整军备。”（注：杰克逊：《法国情报部门与希特勒上台》。）7月4日，法国政府又在递交英国的照会中明确表示：在德国违约的情况下，“所有的军事行动必须被排除”（注：杰克逊：《法国情报部门与希特勒上台》。）。

除此之外，法国政府还在3月下旬接受了意大利的建议，参与英、法、德、意四国间针对德国军备问题进行的谈判，谋求通过谈判解决德国的军备平等问题。尽管5月30 日签署的四国公约实际上并没有任何约束力，但法国的行动至少表明它对于德国政府的更替并不会采取强硬的敌视措施。1933年5月19 日英国驻法大使在发给国内的报告中对法国的政策评价道：“法国已经退回到了一种极端谨慎的政策，她被禁止采取任何带有军事冒险性质的强硬措施。”（注：《英国外交政策文件》，第2辑，第5卷，伦敦1956年版，第269页。）

三

法国政府的决策决非偶然，而是有着复杂、深刻的国内背景的。究其原因，首先要强调的就是当时法国国内严重的经济困境束缚了法国政府实施强硬外交政策的能力。

1929年开始席卷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危机波及到法国的时间虽然较晚，但对法国经济的影响却很严重。1932—1933年是法国经济最困难的时期。由于危机的打击，从1931年起，法国的工业生产出现下滑，到1932年降到最低点，仅仅相当于1929年的72%（注：穆雷：《控制普恩加莱法郎》（Moure,Managing the Franc Poincare），剑桥1991 年版，第14页。）。国税收入也从1929 年的559. 73 亿法郎直线下降到1932年的308.857 亿法郎（注：索维：《两次世界大战间法国经济史》）。

经济的衰落导致了法国严重的财政危机：1929—1930年度，法国财政尚盈余54.19 亿法郎，而1930—1931年度则转而出现49.18亿法郎的亏空，1931—1932 年度财政赤字更高达54.84亿法郎，到1932年形势更为恶化，仅4月到12 月的9个月间财政赤字就达到46.28亿法郎（注：穆雷：《控制普恩加莱法郎》剑桥1991年版，第158页。）。

与此同时，法国黄金储备的不断外流也进一步加剧了政府的财政压力：1932年法兰西银行的黄金储备减少了20亿金法郎， 1933 年更高达95亿金法郎（注：弗朗索瓦·戈盖尔：《第三共和国时期各政党的政策》（Fransois Goguel, La　Politique　des　Parts　sous　la　IIIeRepublic），巴黎1946年版，第332—333页。）。由于经济问题，从1931年1月27日赖伐尔内阁成立到1933年1月28日保罗·邦库尔内阁倒台的短短两年间，法国走马灯似地换了6届政府。每一届政府都是把维护财政收支平衡、稳定法郎币值看作首要任务，但结果都是由于无力解决经济问题而下台。

1933年1月上台的达拉第政府实际上面临着的是1931 年以来最为严重的财政危机。因此，如何减少赤字、平衡预算以缓和经济压力自然成了政府关注的首要任务。在这个问题上，达拉第政府仿效前任政府，继续采取紧缩银根、削减支出的政策，并且将军费支出作为削减的重点，提出当年裁军6万人（包括军官5000 人）的财政预算（注：全国科学研究中心编：《法国与德国1932 —1936 》（Centre　National　de　laRecherche Scientifique ed.,La France et L'Allemagne 1932—1936），巴黎1980年版，第300页。）。2月14日，当有人在法国国防委员会开会期间针对德国政局的变化，提议应该重新考虑政府有关调整削减军事预算的决定时，达拉第坚决反对。他强调：平衡财政预算是政府的当务之急，“财政考虑必须放在军事预算之前”，“平衡预算是国家安全最好的保证”（注：杰克逊：《法国情报部门与希特勒上台》。）。

2 月18日，他又对法国高级将领们重申不能增加军事预算，强调财政问题是法国面临的最严重的危险：“法国必须首先度过财政危机”，“一旦危机被克服……我们将可以用不同的眼光看待事物。”（注：杰克逊：《法国情报部门与希特勒上台》。）结果2月23 日通过的新预算使得1933年法国军费支出比1932年减少了1 093 738 486法郎，约占当年财政削减总数的一半（注：《英国外交事务文件：外交部绝密报告与文件》，第2部，F辑，第21卷，美国大学出版公司1993年版，第58页。）。

这样，当希特勒在德国将扩军计划提上日程的时候，法国的军事力量却由于经济问题不但没有得到加强，反而进一步遭到了削弱。毫无疑问，作为实力外交后盾的军事力量的削减反过来自然会限制法国强硬外交的实施。事后，达拉第在回顾1933年法国政府的外交决策时也坦然承认来自国内经济的压力是导致法国政府未能采取更加强有力的政策的主要原因，他说：“我们当时正面临着真正的财政失血，它使得在法国境外的所有政治活动完全成为虚幻。”（注：杰克逊：《法国情报部门与希特勒上台》。）

此外，希特勒上台后法国舆论存在的矛盾和混乱使得相当多的法国人在对德国新政权产生疑惧的同时又对法德和解抱有幻想，这成为影响法国政府决策的另一个重要原因。

事实上，法国舆论虽然普遍意识到德国纳粹势力的上台对法国的安全构成了威胁，但在如何评估这一危险的问题上却从一开始就存在分歧。最典型的例证莫过于法国人在希特勒领衔的联合政府能否长期执政的问题上所作出的截然相反的判断。法国驻德大使在1月30 日第一次向国内报告希特勒组阁的消息时就预言德国新政府内含的矛盾和竞争肯定将使之难以长期执政（注：《法国外交文件1932—1939》，第1辑，第2卷，第543页。）。

然而，同驻柏林的法国驻德武官勒农多的看法却恰恰相反，他在2月2日发回国内的报告中认为联合政府的构成并不能束缚希特勒，后者容忍联合政府形式的时限将仅仅是划定在他夺取全国政权之前（注：杰克逊：《法国情报部门与希特勒上台》。）。不过，当时法国政界大多数人同意弗朗索瓦·庞塞的看法，对德国恢复常态抱有幻想。1933年6月28 日法国外长保罗－邦库尔表示：“我相信德国真正的领导人，及这个国家的深层倾向将清除目前的狂热并重建以往的德国。”（注：杰克逊：《法国情报部门与希特勒上台》。）

与此同时，由于希特勒上台初期在对外政策上基本采取低调姿态，这种政策不仅在相当程度上麻痹和迷惑了部分法国人，而且还增加了他们对于法德达成和解的幻想。曾出任部长、总理等要职的法国政治家弗朗丹在3 月底接受《曼彻斯特卫报》驻巴黎记者采访时甚至表示：“我看不到任何值得忧虑的，希特勒的德国对英国是一个启示，它不是针对我们的。在很多方面，我们更喜欢希特勒而不是冯·巴本或施莱歇尔。”（注：斯科特：《反希特勒联盟》，第102页。）

对形势的不同判断直接导致了1933年初法国舆论在如何应对德国危险问题上的分歧。除了以军方为代表的强硬派主张外，法国国内当时还存在着另一种主张尽早与德国达成和解以避免战争危险的观点，而且这种观点在当时法国最大的政党激进党中还很有市场。2月5日，激进党人阿尔伯特·巴耶在《共和国报》上撰文要求与德国展开和谈，强调：“当和平被动摇时，我们必须在任何地点与任何时间进行谈判。”（注：迈克尔，前引书，第115页。）

3月5日，纳粹党在德国大选中获胜后，法国主张与德国谈判和解的呼声更高。

3月11日，《劳动报》甚至公开宣称：“我们必须不惜一切代价来避免战。”（注：迈克尔，前引书，第46页。）在各种要求与德国和解的主张中，激进党人保罗·巴斯蒂德的看法最有代表性。他在4月4日法国《电讯报》上撰文指出：应该趁着目前纳粹革命只是关注内部事务，还未扩大到国际事务时立即与德国开始外交谈判，因为此时希特勒政权由于内部斗争的艰巨，必定需要国际上的和平，所以此刻展开谈判是恰当其时（注：迈克尔，前引书，第14页。）。4月6日，社会党领袖勃鲁姆在众议院呼吁：“我们应该同希特勒做斗争，但我们应该务必使法国不要被民族主义牵着走。”“当前欧洲和平的最大危险就是德国的重新武装及其可能带来的全部后果。在此时此刻，我请求你们，克制自己……和平以及对和平的期望才是解决问题的途径。”（注：斯科特：《反希特勒联盟》，第102—103页。）

此外，法国驻德大使的意见对政府决策的影响也是不能忽视的。尽管弗朗索瓦·庞塞的报告往往措辞含糊，甚至前后矛盾，但总体上讲他是支持与德国达成和解的。如他在2月1日发回国内的报告中就曾反对法国政府对德作出过激反应，他在报告的结尾还着重指出，法国“没有必要丧失冷静”，法国应该避免给希特勒强化德意志民族主义者的爱国情感提供机会（注：《法国外交文件1932—1939》，第1辑，第2卷，第553 页。）。

5月23日，他再次向政府建议要趁德国国内混乱，应抓紧时机与德国谈判，以“获取我们在其他情况下不可能得到的（安全）保证和让步”（注：杰克逊：《法国情报部门与希特勒上台》。）。弗朗索瓦·庞塞的看法在国内当权者中不乏呼应者，甚至达拉第总理私下也曾对英国驻法大使表示说：如果不是国内存在反对力量，他真希望亲自访问柏林，坐下来与希特勒面对面地进行会谈（注：斯科特：《反希特勒联盟》，第127页。）。显然，在这种情况下，法国是不可能对德国采取什么强硬措施的。

总之，1933年初法国对于希特勒在德国获取最高权力一事以及由此可能产生的严重后果并非毫无警觉，然而，由于国内经济问题的困扰，以及部分法国人对法德和解抱有的幻想，制约了法国外交行动的方式和力度，导致法国政府最初没有选择重整军备以应付德国的危险，而是采取了“冷静而理智”的政策。

虽然法国政府当时在具体问题上也做了一些微调，如1933年2月11日批准了法苏互不侵犯条约，但是总体上并未在希特勒上台后在对德政策上作出根本性的调整。事实表明，法国国内状况束缚了法国的手脚，使它无法在处理国际问题上采取强硬政策，就像法国总理达拉第事后一针见血地指出的那样：“国防与预算平衡是密不可分的，当国家财政陷于混乱的时候是不可能有自由而主动的外交政策的。”（注：《英国外交部事务文件：外交部绝密报告与文件》，第2部，F辑，第20卷，第349页。）

从上述角度可以清楚地看到，从希特勒上台的第一天起，法国的对德政策就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国内经济形势的制约，而且事实上，这种制约随着法国经济的持续低迷一直贯穿整个30年代。随着法国实力的衰落，30年代法国的外交史实际上也就成了法国实力外交的没落史：从日内瓦裁军大会失败到慕尼黑协定的缔结拾贝赢，法国政府作出的任何外交决策的背后无不隐藏着实力削弱的事实。结果，在希特勒发起的一次又一次挑战面前，法国节节后退并最终走上了一条向对手企求和平的绥靖之路。

发布于：浙江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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